千百年以来人类一直面临着各种灾害的侵袭，但对灾害的抗争和反思却从未停止过。在长期对灾害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学术传统，对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工程—技术”传统，自然灾害具有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出了资源的不确定性，而提升应急管理适应性的关键是优化应急物资保障的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尽快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2022年，南京大学安全科学与灾害防治领域研究者张海波对此提出，要更加重视企业在应急物资保障中的作用，提升满足需求峰值的浪涌能力。例如在自然灾害领域，1998年张北地震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发展了行政性储备体系。2008年的汶川地震主要是巨灾的挑战，造成了资源的不确定性，需要举国动员，甚至启动对口支援为受灾地区注入可持续恢复需要的资源。2021年12月30日发布的《“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提出，完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物资储备布局，这为加强行政性储备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工程—技术”传统，时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常务副会长宋瑞祥讲出，灾时科技动员是时代性的战略问题，强调科技灾时的意义。2022年陶振提出智慧应急建设的核心是要构筑集智能联接、智能交互、智能中枢、智能应用为一体的多功能应急生态体系，打造具备日常应急管理、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慧决策、智能应用等全方位服务能力的智慧应急管理平台。智慧应急管理平台主要由风险感知体系、时空数据资源库、业务应用端、标准规范体系、安全运维体系构成，围绕“情景感知—监测预警—分级响应—评估恢复”等重点环节，分别在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和事后形成基于情景与问题导向的全周期管理反馈循环。当前，各地在推进智慧应急建设中还存在顶层规划设计不清晰、制度规范标准不一、系统兼容性不够、社会参与度不足等现实瓶颈，仍需在制度规范、社会整合、技术支撑等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不断夯实基础，推动智慧应急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打造集约高效的技术支撑体系，不断夯实智慧应急发展的多元社会基础，有利于实现自然灾害后资源的高效便捷分配和运输。“网络化治理”等新名词也逐渐成为研究焦点，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等发展多元主体参与灾害应急管理的思想在中国得到更多关注。研究人员分析协同治理视角下各主体存在的优势以及弊端，提出如何更好地建立一个协同治理体系。孙健强调，网络化治理凸显了主体多元化、责任分散化以及服务市场化等时代特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横向行动链，搭起一张多组织、多部门并存的关系网，这为自然灾害治理的多主体参与提供了理论支持。刘霞强调，应对公共危机离不开扁平弹性的网络机构，这能够克服单一政府组织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提高其危机感知力与动态适应力。这也打破了传统管理结构的时序性、阶段性，提升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组织—制度”传统，跨界危机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策略的不确定性，提升应急管理适应性的关键是在更大范围内容纳公众参与应急管理，为执行跨越政治、功能和时间边界普遍适用的行动策略提供结构性力量的支持。策略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由于缺乏跨越政治、功能和时间边界都可普遍适用的行动策略，其研究者基本来自管理学界，也持乐观主义态度，坚信通过加强组织管理、完善制度设计可以预防、识别、隔离、处理和控制。何吉多等人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分析了多元主体在汶川地震应急管理的积极作用以及明显存在的问题，认为唯有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彼此信任、资源整合、互相协调、权责统一、共同合作机制，才能促进自然灾害有效管理。曾国平等人指出政府、受灾群众、救援队伍、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是灾害应对的六大主体，结合云南救灾实际对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自然灾害应对模式进行评析，认为要从加强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灾害应对配套法规建设、应急模拟演练等方面加强灾害应对体系建设。张桂蓉等人认为自然灾害应急协同网络为紧密—分工型，指明政府治理网络存在的困境，要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进行节点优化、整体网络优化和应急协同网络间优化，为政府治理网络现有弊端引出多种建议。近些年来，很多研究人员同样在“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基础之上提出更精细的名词，程蕊强调协同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自然灾害中发挥“助理”作用，对灾害中各种物质人力支持、及时反映不同类型灾民的特殊需求、针对多元问题进行个案管理，同时在灾害预防方面社会资本也能够发挥更大优势。农业为国之大计，自然灾害在农业上的打击在近年更受研究人员的关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刘晓诺发现了自然灾害后地方政府履职不到位、结构不合理以及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导致农业发展受阻，强调多元主体共治、技术赋能助力实现农业自然灾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社会”传统，新兴风险的不确定性带来认知的不确定性，提升应急管理适应性的关键是更加重视专家共同体的作用。认知的不确定性源于科学知识的缺乏，而专家共同体的作用恰恰在于提供科学知识。2017年，梅志里在《风险分析》杂志发表文章，专门讨论新兴风险的定义。梅志里引入复杂性理论的视角，认为新兴风险的形成是一个涌现的过程，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涌现，风险是隐藏的；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涌现，风险慢慢暴露；三是社会性的涌现，官方开始认识到这种新的风险，并调整政策以应对风险。这三种涌现不互斥，它们的组合决定了风险的形态。因此，新兴风险不应被视为一种特定的风险类型，而应被视为风险生命周期的一个特定的阶段。自然灾害发生时谣言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也会带来一定的新兴风险。宋雪表明，打破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府或媒体单一主体辟谣显现出辟谣速度慢、辟谣公信力低等诸多问题。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剖析灾害事件中多元主体如何参与辟谣行动以及生成怎样的辟谣效果问题，解析多元主体在灾害事件辟谣行动中的角色，进而提供了优化协同辟谣机制的思考和建议。研究聚焦“谁在辟谣”这一问题，发现灾害事件中辟谣行动主体性质多样，政府主体、官方媒体主体、非官方媒体主体、普通个人主体、认证用户主体、企业与组织机构主体均积极参与到灾害事件辟谣行动中。在自然灾害领域，尤其是在特别重大自然灾害的调查中，专家共同体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在2015年的“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中，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调查组聘请国内气象、航运安全、船舶设计、水上交通管理和信息化、法律等有关方面的院士、专家参加，“先后7次组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等上百名国内外专家一起进行专题研究，在综合分析气象卫星、新一代多普勒雷达和地面气象自动站分钟级观测数据，以及现场调查情况、目击者笔录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判定了事发时的天气状况。事件调查组先后召开各类会议200余次，对调查情况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查报告。”在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的调查中，调查组同时设立专家组，“由气象、水利、市政、交通、地质、应急、法律等领域的院士和权威专家组成，开展灾害评估，为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撑。”这两份报告均有效地回应了社会关切，赢得了公众的好评。杨松桦等人将视角落入自然灾害舆论引导中，以2021年7月河南特大暴雨灾害为例分析了主流媒体在当今的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从此次郑州暴雨中主流媒体的应对方式分析仍然存有的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建议。

2.拟解决的问题

（1）发掘参与主体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人力方面存在的不足

目前，我国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各主体的人力方面可能还存在短缺问题。往往在事发应对、事中处理和善后管理过程中效率低下。这导致管理层下发的任务出现堆积和拖延。因此，解决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人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要解决该问题需要各参与主体能够组织并推动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以配合完成应急管理。同时，不断提高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2）解决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参与主体物资分配方面存在的短缺

虽然我国在资源储备上有极大的储备，但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物资的分配来看，还存在极大问题。根据河南抗洪一线人员消息报道，在某些村落物资进不去，人员出不来，导致救援变得十分困难。可见在应急管理中物资分配存在不少问题。在实践中加快对分配应急管理分配体系的完善，将成为推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契机。

（3）分析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参与主体应如何高效地进行应急管理

目前，疫情并没有消失。因疫情的缘故，进行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十分困难。如何在疫情防控、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两方面两手抓就变得十分关键。通过本研究，旨在解决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参与主体应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进行自然灾害应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