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目的：实证分析评价我国目前激励性生育政策的有效性，探究影响我国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因素，以期为推动我国生育激励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具体目的包括：（1）从民众视角切入，运用Python挖掘网络数据、实地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一手资料，了解民众对现有生育政策的态度、看法及意见，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计算处理，进而分析其有效性；（2）依据现存问题，结合中国国情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总结提炼相应的优化模式，为后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激励（支持）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让生育三孩意愿真正落地，促进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1．我国生育激励政策梳理及国际比较借鉴

现状梳理并进行国际比较，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1）以生育激励政策的“内涵-演变-效果”为主线系统梳理我国现有生育激励政策的特征与趋势，重点关注近年来各省出台的具体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及其落实情况，如2021年8月山东烟台在《关于明确生育三孩待遇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有关待遇；2021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对按照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2021年8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生育保险支持三孩政策的通知》，明确要求全区各地医疗保障部门将符合政策的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生育保障权益；2021年11月，上海市总工会发布《关于基层工会做好第三胎生育慰问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基层工会在会员生育第三胎时可给予实物慰问，慰问标准不低于第二胎，父母双方均可在各自单位工会享受慰问等。归纳分析各省配套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所发挥的效用将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2）由于国外较早的面临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参考借鉴典型国家的生育激励政策的可行之处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典型国家的选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较早进入少子化阶段的西欧国家，其大部分的生育激励政策以及配套措施都较为健全，对国家生育率的提升发挥过明显的效用，虽然效果维持的时间相对短暂，但仍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鉴；第二，以美国为主的美洲国家，美国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上下，生育率相对平稳，说明国家的生育政策是比较适应本国发展的，这为国内生育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更多的方向；第三，与我国有相同文化背景的部分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同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生育观念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且日韩较早面临低生育率、社会老龄化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我国生育政策的完善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3）国际比较。一方面可以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元视角系统性的进行宏观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托育服务、育婴假、代际支持、女性就业等配套措施方面比较分析，以此来探究更加契合中国国情的生育激励政策。

2．一手数据获取获取及数据处理

利用Python、结构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一手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为实证分析提供数据来源。

（1）利用Python挖掘网络舆情数据并进行NLP情感分析。随着社交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社交平台发表言论，分享他们对政策以及时事热点的看法和态度，因此利用互联网平台公开征集公众意见、挖掘公众观点、探究事实原因等已成为获取数据的流行方法之一，数字文本数据的爆炸性增加和自动文本分析的快速发展为创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路径。所以该项目将利用Python在微博、微信、百度、知乎等网络平台挖掘“三孩政策”以及“生育激励政策”相关话题所引发的网络舆情数据，并对获取到的文本数据以NLP（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为研究工具和方法，对文本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和分类。通过Python爬虫获取与三孩政策及生育激励政策密切相关的内容，收取目标数据集及其具体字段，主要包括发帖者、发布时间、发布内容、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图片、视频、评论者、评论内容、评论时间、评论点赞数等。在筛选掉重复和无关内容后，按照评论点赞量对原始数据进行降序排序，再借助腾讯云NLP技术及 API情绪分析工具，通过算法识别依次对样本数据进行情感抽取与分类，其情感属性主要为积极、消极以及中性，采用机器学习获取情感分析结果，最后选取典型评论进行归类分析，以此来探析民众对生育的动机、意愿及其可能的原因。为更加直观的了解网民情感背后的逻辑，本文将对网民评论进行关键词提取，并进行词云分析，为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及回归模型的构建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

（2）结构访谈及专家咨询。本项目将在调查问卷设计之前进行结构式访谈，更加深入的了解民众对于我国目前生育激励政策的看法及态度等，找出当前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为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方向依据。访谈将会对育龄群体以年龄、性别、收入、职业、地域等条件进行划分，划分之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调查对象中随机抽取访谈对象以单独访谈、电话访谈等形式进行访谈。同时，本项目的研究还将咨询人口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深度访谈他们对于我国现有生育政策的解读，以期为我们提供更多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指导建议。

（3）调查问卷的设计发放与数据收集。根据前期文献梳理、现有政策分析、网络舆情数据整理、结构式访谈以及咨询专家学者所发现的问题进行问卷设计。

① 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现有政策以及未来可能出台的政策，重点了解受调查者对现有政策的认可程度、生育意愿是否受到各种政策的影响、三孩政策出台后生育意愿的变化程度以及受访者对未来政策的期待等。问题的选项主要参考七级量表来进行设定。② 调查对象。选取合适的调查对象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调查对象选取的不恰当，将会影响到结论的正确性。针对该课题，我们选取的调查对象主要为浙江省、山东省、云南省三个省区年龄处于20-45岁生育阶段的育龄人群，尤其是处于生育高峰期的青年育龄群体。利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将三个省份辖区内的地级市按照经济发展状况（GDP）划分为三个层次: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将这三个层次的地级市作为一级单元。从一级单元中抽取2个地级市，在每个地级城区中抽取4个社区，县城抽取4个村庄，共抽取24个城市社区和24个乡镇村庄组成二级单元。调查单元确定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情况下，采用匿名填写的方式发放问卷并收集数据。在形成正式的问卷之前，将进行预调查，待问卷效度得到充分检验后生成正式问卷。③ 调查方式。受疫情影响，问卷调查主要采取线上的方式进行，主要利用腾讯问卷投放并进行数据收集，待疫情形势稳定之后，将利用寒暑假时间到当地进行调查。

3．生育激励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运用调查数据来判断生育激励政策的有效性。（1）将问卷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通过饼状图、折线图、条形图等对数据进行详细的汇总分析，直观化地展现数据的特点。（2）把按照七级量表设计的调查问题和选项转化为定量化的数值，借鉴顾客满意度调查（CSI）评价法，分析目前政策下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认可程度。（3）基于以上对数据的分析，运用回归分析法，借助stata软件把生育意愿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各类激励政策（延长产假、生育补贴、税收减免等）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建立多因素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Y=α+β₁X₁+β₂X₂+β₃X₃+……+μ。其中，Y为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X₁为延长产假，X₂为生育补贴，X₃为税收减免……μ为随机误差项。将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出回归系数、回归平方和、残差平法和、显著性水平等指标，进而对我国生育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评价。

4．生育激励政策的优化建议

通过对我国现有生育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找出目前政策存在的不足，并结合我国国情、国际成功经验、调研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1）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2）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以及税收减免政策。（3）服务支持。包括社区的托幼、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为我国生育激励政策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1．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国家较早进入低生育率阶段，所以西方学者对于生育激励政策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和系统，具体的激励政策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

（1）生育激励（支持）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研究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1995）认为是否再生育一个孩子将取决于生育的边际成本。生育孩子的边际成本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包括食物、衣服和住房的直接成本；第二，包括通常被称为生育机会成本的因素，即当父母（通常是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并照顾孩子时，工作收入的损失；第三，包括母亲离开劳动力市场后人力资本投资的损失。后两部分通常被称为生育的间接成本，其规模将取决于母亲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时收入和人力资本的预期回报水平。

Andersen（2018）等对新家庭经济学做了拓展，他们认为生育津贴可以通过改变生育和育儿假的直接成本来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首先，无论母亲是否有工作，生育津贴都将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如果母亲没有工作，她们可以在没有任何机会成本的情况下照护孩子。 如果母亲有工作，同样可以获得生育补贴，这时，即使是送到托育机构或者请人照护，这个费用也相当于免费的。可见，生育津贴会增加家庭现有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在家庭中产生净收入效应。其次，生育津贴可以降低母亲临时离开劳动力市场照顾儿童所形成的间接生育成本。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对补贴的反应将不那么强烈而同样的生育津贴对文化程度越低的母亲的生育激励更大。

（2）最优的育儿补贴理论研究

随着女性逐渐脱离家庭步入劳动力市场，各国政府也日益关注与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生育激励（支持）策略。Christine和Pavoni（2020）建立了一个灵活的育儿补贴理论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异质成本，认为以负边际所得税率的形式补贴低收入者是最优的。

该理论认为育儿补贴率应该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改变，最优的生育补贴表现为对家庭所使用的正规育儿服务加以补贴，对低收入家庭的育儿补贴金额应该更高。最优补贴政策另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补贴随收入的变化有一个拐点（Kink point），当个体的育儿支出低于该点时会收到正的补贴(Positive subsidy)；当个体的育儿支出高于该点则会面临非正的补贴（Non-positive subsidy）。尽管育儿补贴激励了更高的工作参与度，但浮动变化模式可能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对低收入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水平更低。

（3）生育决策的夫妻议价理论研究

现有的生育选择理论文献大多依赖于单一的家庭决策模型。在一元模型中，假定整个家庭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目标函数，因此伙伴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也没有分歧的余地。但是现实中在低生育率的国家，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反对生另一个孩子。Doepke和 Kindermann （2019）构建了一个具有多生育期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区分生育时间上的分歧和生育数量的分歧，并且将一个丰富的定量模型与低生育率国家的数据相匹配，以便进行政策评估。

该理论认为父母之间的托儿负担分配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一段特定关系中，女性和男性对家庭决策（包括生育和消费分配）有各自的偏好。为了生育，协议是必不可少的，夫妻双方将面临生育孩子带来的负担。在均衡状态下，双方在生孩子上的分歧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双方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对另一方的补偿能力有限。相反，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是通过合作纳什议价和特定时期的外部选择来确定的，这些外部选择是由一个持续关系中的非合作状态按照Lundberg和Pollak（1993）的分离领域议价模型给出的。这对生育率很重要，因为生孩子会影响未来的外部选择，特别是，如果在非合作分配中，一方将承担大部分的托儿负担，那么如果要生孩子，这一方将失去未来的议价能力，因此可能不太愿意生孩子。

所以该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影响一个国家（地区）平均生育率的因素，即父母之间的托儿负担的分配。如果旨在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针对更可能不同意生育另一个孩子的性别群体将更加有效。专门为母亲减轻托儿负担的政策的效力远高于为生育提供一般补贴的政策。

2．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生育政策一直以控制生育为主，所以“生育激励（支持）”的文献最早见于单独两孩政策落地之后的2014 年。而对于“生育激励（支持）”政策的定义也尚未有明确的定义。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发现真正意义上对“生育激励（支持）”政策提出明确定义的是杨菊华（2019）。在文中她不仅给出了“生育激励（支持）”政策的定义，还区分了生育激励（支持）政策与家庭激励（支持）政策。他认为生育激励（支持）政策与家庭激励（支持）政策密切相关，是家庭激励（支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显而易见。比如，家庭支持覆盖的范围更广、涉及的生命周期更长(家庭生命的全过程) ，而生育支持主要是针对孩子出生前后、尤其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

（1）生育激励政策的基本框架研究

杨菊华（2019）通过对文献和出台的相关政策梳理后，认为生育激励主要涉及两大主体（即激励的提供主体和激励的接受主体)、四维内涵(即时间、资金、服务和就业) 、四大环境(即制度、物质、服务、社会) 和两类后果(即生育决策与工作－家庭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政府、企业、社会和社区等支持主体，给父母、孩子、祖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生育的时间支持、资金补贴、服务供给和就业保障等，并与外部环境形成协调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生育支持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良好的环境反作用于四类支持，从而有助于缓解工作—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帮助有生育意愿的个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

（2）中国生育激励（支持）政策现状与问题研究

李金磊（2016）、杨菊华（2019）、李丽洁（2021）等通过对我国出台的生育激励政策的文件梳理，总结出了我国目前的生育激励政策主要分为五类：孕产妇和婴幼儿健康保障政策、时间支持、资金补助、服务供给、女性就业保障。

穆光宗（2017）、杨菊华（2019）、杨琦（2020）等都在文章中提到我国目前的生育激励政策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支持层次低、内容单一、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产假缺乏灵活性，育儿假和家庭照护假基本缺失；资金补给多为一次性补贴，家庭的养育压力依然巨大；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管理制度尚未理清；女性就业保障力度不足，工作—家庭矛盾突出。

（3）政策优化研究

石人炳、唐代盛（2015）就二胎政策的实施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的深入，二孩政策放开初始带来的堆积的生育意愿释放这样的阶段性因素将不断减弱，且中长期来看年出生人口数量可能会继续减少。想要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应从完善生育政策入手。而国内学者对于优化生育激励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梳理国外的生育激励政策进而借鉴国外经验进行优化。陈友华（2015）、王颖（2017）、周慧（2018）等梳理了国外生育激励政策，并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生育激励政策进行了优化设计。主要包括：完善以生育补贴和税收减免为核心的经济激励政策；与时俱进优化妇幼保健医疗、幼托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创新休假、女性就业等非物质的福利制度安排，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3. 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概括来说，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项目研究生育政策的优化方案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同时也发现还存在不足之处。

国外学者对生育激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激励配套措施方面，对提高生育意愿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概括来说，上述学者的研究为优化中国生育激励政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是否再生育一个孩子将取决于生育的边际成本，他们认为如可以通过津贴补助的形式来降低育儿成本，从而提高家庭对于二胎、三胎的积极性。第二，随着女性逐渐脱离家庭步入劳动力市场，各国政府也日益关注与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生育激励策略，该理论认为育儿补贴率应该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改变，最优的生育补贴表现为对家庭所使用的正规育儿服务加以补贴，对低收入家庭的育儿补贴金额应该更高。第三，在生育决策的夫妻议价理论中认为父母之间的托儿负担分配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一段特定关系中，女性和男性对家庭决策（包括生育和消费分配）有各自的偏好。

但仅将激励性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忽略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生育津贴对文化程度越低的母亲激励作用越大、育儿补贴需要依据家庭收入水平把握和调整补贴的最优状态、减轻母亲的托儿负担也不能仅靠提高父亲对母亲的补偿能力来实现。虽提出了多个理论模型，但鲜有关注到激励性生育政策能够对生育意愿带来多大效用的研究。

通过对国内激励性生育政策文献的梳理，发现激励性生育政策还存在不足，鲜有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对激励性生育政策有效性进行研究的文献。国内学者提出的生育激励政策的优化建议主要集中在家庭层面，并且大多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来进行优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文献梳理、比较分析，使用的数据也主要是二手数据，而且很少关注到房产税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户籍制是否会影响到民众的生育意愿等方面的研究。所以，目前对于激励性的生育政策实施下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行为所做的调查还不足，还需再做深入调查，从而更全面的了解现有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有效刺激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

1．本项目紧密结合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三胎政策的提出为背景，并与国际典型的生育激励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建议，是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应对措施的探索。

2．基于“理论探析-现状考察-提升路径”的研究思路，侧重于民意调查的研究视角，通过专家咨询、实地访谈、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获取一手数据，并利用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分析我国生育激励政策的有效性。

3．本项目采取线上线下双渠道交叉的调研方式，利用Python爬虫这一新型工具获取更广泛的网络数据，可以使收集到的数据更加真实、有效，利于研究结论更加真实的反映现实情况。

1.技术路线

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探究我国目前各类激励性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2）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找到我国的催生难点以及民众对未来政策的期待。

（3）提出优化我国生育激励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尊重生育行为的多样化，形成更加开放多元且兼容性更强的生育激励政策体系，以期为改善我国低生育的现状提供可行性的决策参考。

3．预期成果

（1）阶段性成果：根据调查问卷以及实地访谈数据完成一篇调研报告和一篇学术论文。

（2）最终成果：完成一篇题为《我国生育激励政策有效性及优化研究》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