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目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山东省典型农村新社区为例，借鉴三整合理论、生物群落演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以及角色扮演理论，从农户视角切入，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多主体访谈资料以及农户满意度问卷调查，构建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诊断模型，跟踪评测农村宅基地运行效率，阐述乡村转型过程中农村宅基地整治的绩效的动态性特征，验证区域农村宅基地整治的可持续性，实证评价农村宅基地整治就产业-空间-组织-资环多维度整合的有效性，系统揭示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动态性的影响机制，总结提炼相应类型区农村宅基地发展的优化模式，着力打造以政府倡导、社区引导、农户主导三位一体的农村宅基地整治保障体系，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乡村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发展决策。

1．厘清新时代农村宅基地整治模式，构建农户动态感知理论框架。以农村宅基地治理的内涵-演变-动力-治理为主线明晰我国农村宅基地整治的特征与趋势，结合发展演变的相关理论，以此为基础构建新时期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宅基地整治的动态感知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1）以中心地理论、农村发展理论、三整合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典型农村宅基地的调研，厘清乡村振兴下农村宅基地整治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从空间、产业、组织、资环等角度刻画我国农村宅基地整治的模型特征，系统分析我国农村宅基地整治特点与引起的村落演变规律，从地理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多元视角阐释当前我国农村宅基地整治的主要问题与系统效应。（2）梳理生物群落演化、社会学习理论、角色扮演理论等相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搭建动态感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文献研究，阐明微观感知的滞后性与动态性，进而系统分析农村宅基地整治进程中的农户感知变动；刻画因农村宅基地整治引起的微观（家庭收入结构、个人能力、人际网络等）-中观（要素整合、资源配置、区位互动）-宏观（产业结构、组织重组、城乡互动）演变趋势为农户带来的影响和转变；阐述经济社会环境和人际网络与农户感知的内在联系，推演整治过程中阶段性的农户认知行为。

2. 构建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评价体系，揭示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的动态性。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治理中产业结构、空间聚集、组织效率、资环优化的感知，具有动态性、对比性、综合性等属性。本部分内容以农户视角探索农村宅基地整治成效的动态性，借以阐明农村宅基地整治成效的阶段特征与规律。（1）以山东省为案例，选取30个经历了农村宅基地治理的典型社区（社区选取具有农村宅基地整治时间上的一致性，即处于整治后 3-5年时间区间内；但具有区位差异性，即：东、中、西部；地理禀赋差异性，即：沿海、丘陵和平原三类地形；经济形态差异性，即：发达、中等发达、以及欠发达），在每个被选社区随机抽取30名农户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其在整治后的不同阶段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的感官变化。（2）从经济、组织、空间、资环四个维度，将居民收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社区发展、住房感知、生活感受、环境卫生、土地使用等满意度纳入二级指标建设，选取24个三级指标构建农村宅基地绩效评价体系。（3）借鉴顾客满意度调查（CSI）评价法对农村宅基地综合整治绩效进行评价，参考李克特量表测量法将问卷数据分级，利用AHP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赋予各指标以权重，测算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整治不同阶段的综合满意度，以此跟踪诊断农村宅基地整治的绩效。

3. 基于定性与定量方法，阐释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动态性的影响机制。农村宅基地整治带来的区域发展、治理和聚集效应从理论上分析可以提升农户满意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宅基地整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借助生态群落演替的基本理念分析得出，其应该经过入侵、反应以及适应的阶段过程，而在每个阶段中催动村庄转型为新社区的动力因子以及动力机制不尽相同。因此在厘清主观性整治成效动态性特征前提下，亟需探索阶段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的动力机制。（1）本课题的基本思路是基于微观视角以及二元动力因子辨析框架，从农户的视角对于影响村落转型为新社区的动力因子进行甄别，并依次分类至“从上而下”的外向力以及“从下而上”的内源力。（2）采用问卷以及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让农户对甄别的外向力与内源力进行打分形成解释变量，以上述获得的农户综合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逐年进行多元线性回归。通过计算各动力因子贡献度在总时段内的权重，解析各阶段动力因子变化以及动力机制。（3）以PRA参与式方法有针对性的选择100人开展深度访谈，进行质性研究，结合生态群落演替的理论基础，就农村宅基地整治成效的动态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归纳和总结。

4. 以“三位一体“为导向，制定农村宅基地整治的保障及优化措施。在农村振兴背景下，以中心区位论，三整合为理论框架，通过农村宅基地绩效的动态性以及动力机制的分析，拟定以“政府倡导、社区引导、农户主导”三位一体的中心聚集-产业整合-组织重构的农村宅基地整治优化策略。（1）基于各整治阶段的空心化整治绩效与动力机制分析，剖析农村宅基地在各阶段的整治经验、存在问题、突围路径与保障形式。总结农村宅基地整治因社区发展阶段不同而形成的整治成效差异化，提炼不同阶段的差异化优化模式。（2）综合我国“二元经济”与“三农问题”的实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的国情，借鉴动力机制相关文献与典型农村宅基地优化模式，探讨不同阶段的驱动因素和动力源以及整治保障优化策略，在“政策制定-产业空间-民众协同”的关联体系下，总结有助于保障阶段性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的政策与参与机制。（3）制定农村宅基地整治前期以政府为主体倡导“宣传动员、激发整合、统筹规划”的行动；整治中以社区引导为先促进“日常管理、社区活动、产业发展”的常态化；整治后期以农户主导为本形成“自我自发、自我协调、统一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1. 乡村振兴与农村宅基地整治相关研究。伴随着乡村振兴概念的提出，农村治理已从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转型为强调“组织、产业、空间”的三整合模式（刘彦随等，2011）。农村宅基地整治因其有效的空间重组，有利的推动产业竞合和组织重构，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基于“三整合”理论，前期的研究学者深入探索了不同区域的整治模式，提出了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农村宅基地综合整治模式（Han and Lin, 2019；李裕瑞等，2013；王凤等2018）。而后期研究则侧重于对整治实践中农户的协作性和适应度的探讨上。学界关注到由于部分地区农村宅基地整治的无序性、地方细则的模糊性、以及整治后生产生活的不便利性引发了农户的不满，并以此批判了农村宅基地整治的无效性（贺雪峰，2020；杨智，2020；姜绍静，2020）。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强调了由于新农村社区的集约性、管理高效性和环境优化性所带来的农户“回心转意”的成功农村宅基地整治案例（王雨婷等，2020；王同达等，2020；Li et.al, 2019）。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农户的主体感知是有滞后性的，其对于新环境形成有效意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文军和沈东，2015）。同时由于农村宅基地整治战略规则与区域指导细则的时差性（Janus and Iwona, 2019）、统筹协调与整治时序的逐步性（Long，2014）、治理过程中的民众参与机制和参与深度的渐进性（Han and Lin, 2019），也造成了农户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感知的变动。因此，科学的探索农村宅基地整治的有效性需要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进行连续性、动态性、跟踪性的微观研究。

2. 农村宅基地整治的绩效研究。农村宅基地整治的绩效评估研究是指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诊断体系的建立以及应用，从而对农村宅基地整治期前以及整治后进行综合性的成效测算与成效评估。农村宅基地整治前的绩效评估多是基于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潜力的测算；其相关的大部分研究围绕“土地”为核心来探讨对于农村宅基地土地整治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也多使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实地调研数据来测算土地利用转变率、土地集约使用率、土地质量优化率（王旭熙等，2018；王扬等，2019）。农村宅基地整治后期的绩效评估研究则侧重于人文关怀，探索运用宏观统计数据、实地调研数据、农户满意度调查来构建基于生态-社会-经济的多维度指标体系，以此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性评价（田双清等，2017；开燕华等，2018）。但目前大多研究的整治绩效评估多采用截面数据，使得研究多偏向静态性，受限于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得约束性。为弥补农村宅基地整治动态研究的缺失。张正峰等（2015）指出农村宅基地的绩效测算应以“整治工程—区域变化—引起效应”为主线，将农村居民点整治过程的各阶段成效纳入综合绩效考量中。基于此，刘建生等（2018）构建了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的理论框架，将实施参与前、实施参与中、实施参与后纳入绩效测量维度，形成了兼具动态性的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模型。

但以上动态性考量仅仅是将整治的各个时期纳入到一个整体的绩效体系中，仍采用截面数据的分析形式，形成的也是单一的绩效指数，不能够进行跨时间的有效对比，因此无法反映整治过程中微观满意度的变化过程与特征。

3. 农村宅基地整治的影响机制研究。目前学界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的影响机制研究大多从动力因子视角切入，按资本来源以及实施主体为分析框架进行动力因子的辨析归类从而对动力系统运行机制进行分析。从二元经济视角分析，刘彦随（2007）认为乡村转型的动力根本是传统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演变，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的演变、消费结构的演变和就业结构的演变。从社会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说，龙华楼（2017）认为乡村重构的动力源是人为的控制和干预，将生产要素与非生产要素进行再配置，从而使得空间重组和社会经济重构。从产业的角度上进行辨析，王耕飞等（2016）认为乡村转型的主要动力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投资多元化。从人居环境转型的角度上分析，农村宅基地整治的外生动力是传统村落人居系统的他组织介入（严旭阳等，2020）。从微观视角分析，学界认为情感治理动力是高效的基层动员力，在社区建设中可保障‘项目进村’的实施进度，帮助村庄完成从传统村落治理转向公共治理的“共建、共享、共治”模式（田鹏，2019）。梳理目前大多研究，学者习惯性将农村宅基地整治的动力以及作用机制解释为自上而下的外部因素（行政力及市场力等）和自下而上的内部要素（情感力及个人动力等）的耦合（欧向军等，2008；屠爽爽等，2019），作用过程中涉及到多元主体的系统介入与融合（李伯华等，2019）。

4. 农村宅基地整治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农村宅基地整治在提升土地利用价值、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改善农村基础建设设施以及人居环境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的初步显现。其中经济结构转型滞后性与农村过度超前发展的矛盾性（胡智超等2016）；农村所有权制度的缺陷性（吴晓燕，2020；）；土地财政依赖性（胡思洋和梁飞，2019）；农村宅基地整治收益分配不均性（Long et.al, 2012）；农村宅基地整治对象偏重性（范毅和通振远，2020）；地方政府角色的多重性（武中哲，2020）；新农村社区组织的模糊性（徐顽强和王文彬，2019）等都是农村宅基地整治过程中被集中诟病的问题。而就我国关于农村宅基地整治模式的优化而言，多数学者就理论层面批判了‘自上而下’的农村宅基地发展模式（李裕瑞，2018），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的农村宅基地去空心化优化策略（Liu et.al，2019）、兼顾公平与效益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zhao & zhang, 2017;）、激励性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创建(Tian et.al; 2016)、强化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Cheong et.al 2018)、可持续化的社区管理制度革新（李裕瑞等，2014）等。同时，西方以强化乡村特质（Korthals, Willem and Sang, 2011)、提升景观效应（Stańczuk-Ga?wiaczek et.al, 2018）、加深制度厚度(Binns & Nel, 2003)、优化社会资金配置（Vitikainen, 2004）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都为我国农村宅基地整治优化提供了合理有效参考。

综上所述，目前大多农村宅基地研究多是基于地理学背景开展的研究，偏重的依旧是土地利用问题，对于农村宅基地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不足。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的成败，更需要我们将目光从“土地”转移到“农民”身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将增加农民福利作为农村宅基地治理的最终目标。因此农户的认可与参与是农村宅基地整治可持续性的关键。而当前基于实地调研农户满意度的农村宅基地整治绩效研究以及动力机制分析仅限于静态的截面数据，无法有效的对于农村宅基地整治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然而基于生态群落演替的理论，农村宅基地整治也可以被看作为成一个演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阶段性动力因素的作用不同，动力结构不相同导致整治绩效发生着阶段性改变。因此需要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宅基地动态演化过程、发展效应、动力诊断、再优化模式的跟踪持续研究，从而为新时期乡村振兴下的乡村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通过下乡实践、面谈采访、实证分析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分析农户对三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态度与看法，既弥补了现有研究仅从政策数据进行分析的缺陷，又能够精准、全面进行政策解读。

1. 在政策解读上

农地政策的有效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认可和响应,从农户视角剖析政策的响应程度及障碍因素,对于提高政策实施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2.在实践方法上

项目过程中多次下乡了解当前农户对于农村宅基地的三权分置的政策看法并以农户的视角对宅基地流转风险进行评估。

1. 技术路线

2. 拟解决的问题

重点：(1)本项目基于“三整合”理论框架，构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成效的诊断体系；采用CSI满意度调查评价方法、李克特量表测量法和AHP层次分析法；利用农户满意度的年度调研数据，系统剖析农村宅基地整治与发展的持续性、适应性、保障性、全面性、一致性。(2)在明晰了“三权分置”运行成效的阶段性、动态性特征后，本项目拟以生物群落演化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以及角色扮演理论为指导；综合利用统计数据、多主体访谈资料以及农户满意度调研数据；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案例相结合，系统揭示分置成效动态性的影响机制。

难点：（1）“三权分置”实行绩效诊断模型的建立以及在动力因素的甄别中需要甄别影响因素以及动力因子，在因素选择与动力因子的筛选过程中存在一定主观性，需要科学的修正保证后续检测分析的全面性和有效性。（2）调研数据的获取。微观调研数据不易获取，一手数据的采集构成了本研究的另一个难点。

3. 预期成果

（1）根据调研数据形成一篇调研报告；

（2）获取数据库，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完成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