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发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量表。本项目将开发一个用来测量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量表，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也为其他研究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学者提供一个测量工具。

2.探索微信用户朋友圈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本项目将从两个角度来探索微信用户的朋友圈信息回避机制：一是基于认知失调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从信息获取的角度来探索信息过载和信息异质性对微信用户的朋友圈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并验证控制感对用户朋友圈信息回避行为的调节作用；二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的角度来探索关系质量对微信用户朋友圈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验证关系类型和自我建构对用户朋友圈信息回避行为的调节作用。

3.探索用户信息回避效应的形成机制。在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研究微信用户不同的信息回避策略对信息回避效应形成路径的影响机制。

本项目将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界定微信用户信息回避的内涵，探索信息回避的结构维度；在此基础上，遵照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开发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利用开发的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量表，从关系和媒介两个视角研究微信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再次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研究信息回避行为的作用效果。

研究内容1：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量表的开发

社交媒体有着社交和媒体的双重属性（曹博林，2011），这两种属性都会影响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1）从其社交属性来看，微信是用户建立和维护好友关系的工具，其信息回避行为会导致与其微信好友或群成员关系的减弱甚至断裂，这种担心必然影响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Berger Et al.，2018）；（2）从其媒体属性来看，微信平台上有着朋友圈、微信群、公众号、视频号、在看和直播等不同信息源，不同信息源的吸引力和可信度不同（West，1994），用户对这些信息源的回避行为各不相同；（3）不同的信息源有着不同的特性：公众号、视频号和直播等基本不受关系因素的影响，更多是作为一种兴趣需要或工作需要的信息源，朋友圈主要受关系因素的影响（杨强，等，2021），而微信群既有关系的因素，也有兴趣的因素（蔡建国，2015）。鉴于上述分析，项目组认为微信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既有关系因素的影响，又有媒介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其信息回避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在该部分研究中，我们将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对微信用户深度访谈的基础上，以认知失调理论、压力/应对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微信情境下信息回避的结构维度，并按照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开发出适合微信用户的信息回避量表，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内容2：媒介视角下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从微信的媒介属性来看，引发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因素包括信息的异质性和信息超载。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个体为了避免与既有认知不一致的信息出现，会选择性暴露在与自身知识、观点、态度等一致的信息中，对于不一致的信息则选择回避态度（姜婷婷，等，2019），可推断信息的异质性负向影响信息回避。异质性信息会引发用户的认知失调，进而诱发信息回避行为；用户通过微信可获取海量信息，这些信息超过用户的处理能力，引发用户压力感。根据压力/应对理论，用户会采取信息回避来应对海量信息造成的压力。据此推断认知失调在信息的异质性和用户信息回避之间起中介作用，用户压力感在信息超载和信息回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调节定向理论，当个体处于促进定向时，会关注于实现积极的行为后果；当个体处于预防定向时，则关注于避免消极的行为后果（Pham & Avnet，2004）。当信息负荷较大时，消费者更易依赖调节定向来选择性加工信息（王瑞，等，2017）。因此推断调节定向会调节信息的异质性和信息超载对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

鉴于此，本部分将构建一个以信息的异质性和信息超载为自变量，以认知失调和压力感为中介变量，以信息回避为因变量，以调节定向为调节变量的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媒介视角下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研究内容3：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从微信的关系属性来看，微信好友或群友是用户的社会资本（Badh & Mykknen，2022）。用户的信息回避不仅影响信息获取，还往往意味着与微信好友或群友的关系断裂。中国的关系型社会特征更使得微信用户回避信息时有所顾忌，因此关系质量会负向影响信息回避。因为关系质量会影响双方的信任（李丹，2021），可推断微信用户与作为信源的微信好友或群友之间的关系质量会正向影响信源可信度，进而负向影响信息回避行为；关系质量还会影响到作为信源的微信好友或群友对微信用户的吸引力，进而负向影响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即信源吸引力和可信度在关系质量和微信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相对于工具型关系，情感性关系的吸引力和可信度更高（姚锦云，2021），因此关系类型调节关系质量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相对于独立型自我建构，依存型自我建构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自我建构类型调节关系质量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

鉴于此，本部分内容将构建一个以关系质量为自变量，以信源可信度和吸引力为中介变量，以用户信息回避为因变量，以自我建构和关系类型为调节变量的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关系视角下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4：信息回避行为效应形成机制研究

微信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是应对微信多个信息源提供的海量信息，特别是异质性信息的一种信息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由于不同的回避主体、不同的回避方式、对信息回避的不同程度、回避微信平台上不同的信息源以及不同的信息类型，最终产生的回避效应也不同。本部分内容将通过对微信用户的深度访谈，用扎根理论来探索不同的微信用户的不同信息回避行为对回避效应的影响，哪些因素会调节信息回避行为对其效应的影响。

用户信息回避是指由于时间、精力、知识背景以及兴趣爱好不同等原因人们有意识地对某些信息进行忽视、回避，以达到提高信息利用效率的一种信息行为（黄改平，2020）。用户的信息回避与信息搜寻、信息搜索、信息使用和信息共享行为一样，都是人类信息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对给人类的信息行为带来了颠覆性影响，信息过载和信息焦虑进一步加剧，信息回避行为便更为普遍。目前对信息回避行为的研究包括以下主题：

（1）信息回避的原因。信息回避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①焦虑。信息引起心理不适或者失调时，人们宁可回避信息（姜婷婷，杨佳琪，李倩，2019）；②害怕和厌恶。人们通过抑制和回避恐吓信息来应付害怕和厌恶，从而从心理上保护个体（Chae，2016）；③信息过载。人们会因为信息过载而回避有关的和无关的信息，而且这种行为是容易被理解的（Perrow，2021）；④认知失调。人们倾向于回避那些与现有认知相矛盾的信息（车敬上，等，2019）；⑤与当前需求无关。人们会因为当时不需要某些信息而对其进行回避（文金书，邓小昭，付玲玲，2010）。

（2）信息回避的影响因素。信息回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①个人因素。包括用户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Liao等，2018）；用户的人格特质，如特质性焦虑（Chae，2016）、内外控倾向（陈琼，宋士杰，赵宇翔，2020）；用户的内在特征，如认知冲突（Loiselle，2019）、负面情绪（王文韬，等，2018）、感知控制（Loiselle，2019）和应对资源（刘毅，曾佳欣，2021）、感知威胁/风险（陈明红，等，2020）、信息素养（王文韬，等，2018）、回避经历（Lipsey & Shepperd，2019）以及心理一致感（Ek & Heinstrom，2011）；②信息因素。包括信息成本、信息过载和信息质量。信息成本越高越容易使回避行为发生，认知负担和心理不适感会阻碍人们搜集和共享医疗信息的行为（Swar等，2017）；数量巨大且质量低下的信息不仅会让人们筛选和搜集信息时压力倍增、困难重重，而且还会增加信息理解和吸收的时间，导致决策延迟或错误（吴丹，樊舒，2020）；③情境因素。指用户状态、目标信息特征以及所在物理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信息回避行为受到不同情境下各类要素的制约，人们的回避行为和反应也存在差异。生活中人们不愿意安装新的软件或拒绝新媒体的新闻报道（Narayan等，2011），具有不良情绪或压力过大时会推迟接受信息（Shani等，2012），故意遗忘不愉快的经历或事件（邱佳青，等，2016），对于无法遗忘的信息就故意曲解信息原意（王宁，等，2022）。也有学者将情境因素归纳为具体的影响因素，例如影响大学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情境驱动因素是行为改变、社会规范和任务驱动（王文韬，等，2018），影响孕妇信息回避的外部情境条件是信息因素和环境因素（邹丹，韩毅，2017）；④情感因素。包括情绪效价和情绪的强度。情绪对信息回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积极情绪会引发信息搜寻以降低不确定性（Deline & Kahlor，2019）另一方面信息如果引发消极情绪，用户也会回避信息以维持或增加不确定性（王锰，等，2014）。另外，每一种独立的情绪都与一种特定的认知评估相关联，这些认知评估可以指导判断和协调反应（孙海霞，2021）。

（3）信息回避效应。信息回避行为给用户造成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①消极影响。信息回避可能会使用户错失消除不确定性、优化决策的机会，从而可能给各个领域都造成消极影响。在缺少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是否应当采取相应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或实现目标（贺爱忠，高杰，2019）；②积极影响。信息回避可以帮助人们增加认知不确定性，减少不协调认知成分，从而缓解认知失调及其引发的恐惧、焦虑等负面情感（刘咏梅，等，2019），或者保持自身原本愉悦的状态，坚定已有的决策或计划（Barbour等，2012）。

3.文献评述及研究设想

（1）目前对信息回避行为的概念操作混乱，部分研究甚至只用一个题项来测量信息回避行为，或直接使用已有的特定信息主题的量表来测量参与者对泛化信息的回避意愿，更没有针对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研究量表。因此，本项目将开发一个用于测量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量表。

（2）社交媒体具有社交和媒体双重属性，现有对社交媒体信息回避行为的研究中，大多数成果仅仅考虑到了社交媒体的媒体属性，鲜有成果从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这一角度来研究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本项目将从关系和媒介的双重视角研究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

（3）现有成果对信息回避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鲜有人研究不同情境下不同的信息回避策略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信息回避效应的形成。本项目将研究信息回避效应的形成机制，从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及其前因后果刻画信息回避行为全过程。

1.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机制的创新研究

（1）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个体为了避免与自身知识、观点、态度、决定等不一致的信息环境而引发的规避行为，导致认知失调，从而影响信息回避；根据调节定向理论，分为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并对应不同的行为后果，这对信息回避行为起调节作用。

（2）在中国的“关系型”社会，社交媒体用户与他人的关系质量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这影响了社交媒体用户对信息源的可信度以及信息源对用户的吸引力，从而影响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

2.微信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形成机制的创新研究

微信用户的信息躲避行为是应对微信多个信息源提供的海量信息的一种信息防御机制。我们将通过对微信用户的深度访谈，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来研究不同的微信用户的不同信息回避行为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信息回避效应的形成以及哪些因素会调节信息回避行为对其效应的影响。

1.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