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目旨在基于企业家庭友好福利的现有研究，深入分析企业执行家庭友好福利的正面影响及其重要性，探究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最优的企业家庭支持策略，为女性提供完善的就业保障，让女性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事业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从而提高生育意愿，使“三胎政策”得到更好地推行。

1. 女性生育意愿偏低现状研究

该模块研究任务主要有：（1）文献资料梳理。收集国内、外家庭友好福利企业支持政策，女性生育意愿等相关选题的权威文献，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现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总结归纳现有研究的问题和不足。（2）实地调研。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全国三个有代表性的生育省份中两个地市的50个家庭，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开放式问卷集中进行实地访谈。根据访谈结果编制调查问卷，选择十六个地市的350位已婚女性进行问卷调查，结合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分析，收集三孩生育意愿以及需要的就业支持，了解女性就业中所期待拥有的企业家庭友好福利以及企业能切实提供的女性就业支持。（3）现状分析。搜集相关数据进行初步分析，例如通过2011-2021年全国人口数及自然增长率，发现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见图2），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人口出率下降1.00个千分点。

图2：2011-2021年全国人口数及自然增长率

通过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发现社会地位认知以及工作家庭担忧对于女性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大。本课题将通过文献研究搜集的资料和实地调查收集数据进一步分析，就近三年内的相关文章进行浏览阅读，深度挖掘三孩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社会地位认知以及工作家庭担忧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

图3：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2.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该模块的主要研究任务：（1）调查对比分析。本课题通过调查问卷，邀请1500名职业女性进行填写并进行问卷回收，对调研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能够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为女性就业支持提供可行性建议，推动国家相关政策落地。（2）统计分析。因变量设置，本课题通过借鉴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当下实际，总结得出相应的因变量：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核心解释变量，对"您是否在某公司内从事某项工作？"进行测量以及"您在工作中享受到的福利政策程度如何？"进行赋值；控制变量，对于女性的家庭状况、年龄等因素进行相应的控制分析。通过该方法，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层次地分析。（3）咨询访谈。一方面是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专家咨询的研究方法，访谈企业家庭友好福利制定者和相关人口学专家，针对女性在已有企业家庭友好福利基础上生育意愿下降，现有企业家庭友好福利支持不足等问题原因调研。另一方面，针对问卷调查结果，对部分女性进行访谈，深度了解其内在需求，深入挖掘影响其生育意愿的因素。（4）理论对比分析。将访谈加调研得到的影响因素与现有文献对比，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

3.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对策研究

  在现状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查找我国现有生育保障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中国企业家庭友好福利推行的薄弱环节和限制因素，将我国现有企业家庭友好福利同国外先进企业家庭友好福利进行对比分析、对各行业龙头企业的家庭友好福利政策进行案例分析，探索中国企业家庭友好福利优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消除女性生育顾虑和完善企业家庭友好福利，本课题拟从企业文化、企业招聘、员工培训以及母婴福利四个方面提出企业家庭友好福利相关的对策建议，为保障我国人口出生率提供借鉴意义。

根据调查发现女性社会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在生育决策方面越具有话语权，生育意愿越低（石智雷等，2019）。究其原因得知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何雅菲，2019），与此同时生育政策导向和公共服务的缺失、社会性别观念与女性就业现实不符及女性职业期待与劳动力市场要求错位等是影响女性平等就业的主要因素（兰庆庆等，2019）。

例如在加纳，更多的企业由女性拥有，其企业所有权与家庭福利的改善有关，但仍然存在有利于男性的规模差距。其含义是，如果政策投资于妇女企业的规模，就有可能减少贫困和经济增长。并且同拥有年幼孩子的女性相比，拥有年长孩子的女性创业时间的限制更小（Seshie-Nasser et al. 2018），因此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通过对丹麦、挪威、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的福利政策的研究更多的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均强调：明确休假福利，保障女性工作权益; 提供经济支持，缓解家庭生养子女负担; 注重发展托育服务，满足家庭多样化入托需求（洪秀敏和刘倩倩，2021），以此举家庭缓解尤其是女性抚育压力; 激活市场活力。

与此同时，学者对国内已育一孩的家庭进行了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生育意愿更多地是受到 “经济理性” 的制约， 即生育子女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权衡（罗志华等，2022）。在此基础上不难得出家庭生育支持有助于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可能性，经济支持使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发生偏离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宋健等，2021）。由此得知，增加收入会导致女性生育意愿增长，完善企业家庭友好福利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企业的责任早已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如果能够全部遵守，依法落实生育待遇，就是对“二孩”最好的买单方式了（高媛，2016）。同理对于“三孩”而言，企业需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来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国际经验也表明，刺激生育率提升的政策，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社会经济政策的支持，往往收效甚微（刘英子，2014）。

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加快激发生育潜力； 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缓解''三孩生育的经济压力；健全生育休假制度，解决家庭精力不足的困境；关怀婴幼儿健康成长，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洪秀敏和朱文婷，2022）。由上述方法可知，企业家庭友好福利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对女性生育的支持或者是社会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但在企业家庭友好福利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为不足。因此，本课题在相关理论领域与调查访问的基础上，从企业文化、企业招聘、员工培训以及母婴福利四个方面进一步研究企业家庭友好福利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及就业意愿的影响。

1.项目特色

调研项目切合现实需求，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基于三孩生育政策，针对我国目前低生育率，女性低生育意愿的现实问题，从问题的根本出发，考虑到女性在就业保障方面的不足，提出企业家庭友好福利对女性就业的支持研究。本项目分析了企业家庭友好福利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以及其如何提升女性就业率，解决了女性就业难，企业对维持企业规模、公共部门属性、女员工占比和对高技能员工的需求，也进一步保障了三胎政策的落地。

2.创新点

（1）在研究对象上，综合考虑女性和企业两个方面。一方面，女性的职业发展与收入提高等对进一步缩小社会性别分层尤为重要，企业的家庭友好福利可以帮助女性得到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 对育儿女性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对探索企业家庭友好福利的社会性影响因素有着更大的启发与推动作用，当处于法律规章、社会规范、公众期望等强调工作 - 家庭平衡的制度环境中时，企业会因感知到相应的压力而倾向于引入家庭友好福利 ， 并且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合法性，从而降低企业离职率、维持女员工占比等。

（2）在研究视角上，重点关注企业视角下家庭友好福利政策。将组织视角和社会视角相结合，从组织视角出发关注企业的各种特征和内部制度环境，研究企业视角下家庭友好福利政策的重要性。通过社会视角注意到组织外部的制度环境因素诸如劳资关系、公共家庭政策、社会性别文化等对企业家庭友好福利发展的作用。基于三孩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女性生育意愿偏低的现状，探索如何帮助那些家庭负担较重的员工真正得到企业的家庭友好福利支持，缓解女职工群体工作 - 家庭冲突以及相应的工作压力，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低生育问题"提供更多的解决办法。

（3）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扎根理论、专家咨询、内容分析、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等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分析，借鉴相关学科或国外同行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从中国的组织情景出发，形成适合我国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方法。

1. 技术路线

          图4：技术路线

2.拟解决问题

（1）关键问题一：研究影响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以及生育三胎面临的压力。

（2）关键问题二：研究企业招聘女员工面临的难处，改善就业条件，提高女性就业率。

（3）关键问题三：完善企业家庭友好福利，解决女性生育意愿和工作事业之间的冲突。

3.预期成果

（1）目标成果一：整合相关文献，归纳出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影响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及企业招聘女员工所面临的难处。

（2）目标成果二：撰写阶段性报告，并完成调研报告。

（3）目标成果三：总结出当今社会女性生育与工作事业之间的冲突，鼓励女性积极响应“三胎政策”，提高我国适龄人口生育率。

（4）目标成果四：探索最优企业家庭支持策略。

（5）目标成果五：为日后相关政策落地实施提供理论指导。